一位有清教徒气质的殉道者，同时又是一个有着严重人格缺陷的领导人，这些都矛盾地体现在彭德怀的身上。彭德怀的人生悲剧不只是其个人的结局，而是当他为信仰殉道时，他的同事却认定他是信仰的背叛者，而且他的殉道没有给现状有任何改变，相反变本加厉，使得他个人的悲剧成为党和国家的悲剧。这才是彭德怀人生最大的悲剧。

在1962年，事实已证明彭德怀意见是正确的。刘少奇也在会上承认“信中所说的到的一些具体事情，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。”、“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，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，也并不算犯错误”，但他强调：“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，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。”当时，刘少奇是这么说的：“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，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。”理由有四：一，党内有一个小集团，是高饶反党集团主要成员；二，彭和高都有国际背景，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；三，阴谋篡党，背着党中央搞派别活动；四，早不写，晚不写，恰在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几个月回来后写，是以为时机已到，利用工作中的缺点向党进攻。而这时坐在身边的毛泽东插话定了调子：“里通外国什么时候也不能平反，彭是搞颠覆的。”据后来彭德怀的身边工作人员回忆，彭看到这个决议之后，放声大哭，手脚冰凉。毛泽东在1962年8月视察武汉时，又对陶铸等干部说：“彭德怀这个人我比较清楚，那是不能给他平反的，这是个铁案。”

所以，事实越是证明彭的正确，对他的批判就越要上纲。就像《三国演义》里，袁绍官渡之战大败而归，狱吏向当初因劝阻袁绍出兵而被打入囚牢谋士田丰报喜，认为他很快就能出狱，但深谙最高领导人的心理田丰知道：“袁将军外宽而内忌，不矜忠诚，若胜而喜，犹能赦我；今战败则羞，吾不望生矣。”袁绍果然很快将田丰杀死。彭德怀应当是读过《三国演义》的，但他看得肯定不像毛泽东那样读得细，所以没有记住田丰的话，他以为既然事实证明他是对的，他就可以获得平反，以至于1962年初还上“八万言书”要求翻案，结果是贺龙受命组成彭德怀专案组，案审查委员会给彭德怀定的调子是：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国代理人和篡党篡军的头子。

在彭德怀受审查期间，1965年9月，毛泽东让彭德怀到中南海，请彭出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，说真理也许在你的一边，还对彭说了诸如将来打仗还可以戴罪立功等话语，当时让彭德怀倍感安慰，还以为自己的“八万言书”起了作用。文革后，这件事出于某种目的也一再被宣传。然而后来彭德怀在三线所受到的冷遇证明这都是空话。彭德怀去了西南后，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不仅拒绝和他见面，同时西南局还规定，有关军工生产的工厂彭德怀一律不得参观、介入、考察，出行必须有一名局长“陪同”。正如杨尚昆指出的那样：“所谓的看护彭总的生活，其实是监视他的起居。”

至于毛泽东为什么把彭德怀放到三线，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。一种说法是，由于毛泽东正在为第二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布局，和刘少奇摊牌。而此前刘少奇对彭德怀说过，如果以后要打仗再请彭德怀回来，这引起毛的猜忌，所以要把彭德怀调到离北京很远的三线。彭德怀到了三线遭受冷遇后，刘少奇的亲信彭真（刘最早的政治势力是抗战时期的北方局，彭真为亲信之一）还专门以邓小平的名义给李井泉打招呼，要他不要为难彭德怀，李井泉对彭的态度才有所和缓。另一种说法是，由于1965年，美国出兵南越，中央发出一切为了战备的指示，毛泽东认为彭德怀、习仲勋、黄克诚等人不宜留在北京，要找一个可靠的地方把他们看管起来。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绝不是如毛所说有承认错误之意。

自从成立专案组后，除了短暂的一年左右三线生活，彭德怀便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，直到他去世为止，在长达12年的岁月里里，彭德怀受尽政治、人格、肉体和精神的折磨，其惨状实在让人不忍细述。被文革期间，这位年近70的老人有时一天连续挨打七次，有次被一人飞起一脚，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的右胸踢去，彭德怀肋骨被当即打断了两根，昏迷过去。一些女孩子吓得用手蒙住眼睛，当场哭泣。

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，彭德怀含冤去世，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，时年76岁。

五、后记

小时候，每当我撒了饭，父亲和家中的老人在指责我浪费的同时，就感概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期间，他们是如何如何食不果腹，然后一次次细述当时的惨状。同样，从小彭德怀就是我钦佩的中国军人，长大以后才知道彭德怀和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联系。写本文时，有时感觉犹如骂自己的长辈。但之所以写这篇文章，是想探讨处于特殊年代的彭德怀人格缺陷对个人悲剧的影响，以及他的人生悲剧和那时国家悲剧的联系。希望以后在中国，即使个人的人格缺陷导致个人的悲剧，这个悲剧也不是因说了真话而致，且个人的悲剧与国家的命运无关。这样，中国才不会再有国家的悲剧。

文章来源: 多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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